乐园鸟新诗

国民党当局策划下出现的文学派别。1930年6月1日该派集会发表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宜言》，宣扬“文艺的最高意义，就是民族主义”，鼓吹以“民族主义”为统一文坛的“中心意识”，借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，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们又发表反苏媚日的作品和文章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目。曾出版《前锋周刊》、《前锋月刊》、《现代文学评论》等刊物。代表作品有黄震遐的小说《陇海线上》、诗剧《黄人之血》，万国安的小说《国门之战》等。左翼作家对“民族主义文学”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1930年8月“左联”执委会的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）的决议中，揭露它是”文学上的法西斯组织”。1931年下半年对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理论和创作展开了全面的批判。茅盾的《“民族主义文艺”的现形），鲁迅的《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任务和运命》等文，分别对他们的宣言和作品作了剖析和批驳。瞿秋白写了《民族的灵魂》、《屠夫文学》、《狗道主义》等杂文予以讽刺和鞭挞。这个派别很快就为广大人民所唾弃。

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，简称“西战团”，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部队建制的文艺宣传组织。由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与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联合组建。丁玲、吴奚如分别任正、副主任。团员大部分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，初期约有30人，以后陆续增加。1937年9月前往晋东南前方总部，第二年秋天一度回延安体整，后又开赴晋察冀边区。1944年重返延安。长期转战于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以各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宜传，推动边区文艺运动，既是文艺演出队，又是群众工作队。团员赵上午、史轮等牺牲于炮火或敌人屠刀下。该团办有团刊性刊物《故地》，创刊号载于延安《新中华报》上，到前方后改为油印出版。在边区还办过其它小型刊物，如邵子南负责的战地社曾出版《诗建设》《歌创造》，提倡街头诗运动。丁玲曾主编《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》10种，其中有田间的《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》、高敏夫等的《战地歌声》一、二集、张可等的《杂技》、天虚等的《西线通讯》，以及集体创作的《西线生活》等。该团的活动在全国有广泛影响，也引起国外注意，史沫特莱曾多次报导它的消息。

由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合并而成，出版刊物《华北文艺》。到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前停止活动。

是由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“青训班”等校部分诗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的下设学院。该院教员除创作了一批文艺作品外，主要从事文艺教育，培养、训练文艺人才，先后招收学员四期、11个队，培养专业文艺干部1500多人。1942年11月停办。

出版会刊《诗刊》。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和外国诗歌理论及作品的介绍。

由原诗歌总会改组而成。该社致力于诗歌大众化、民族化建设，提倡街头诗和朗诵诗运动，曾油印出版会刊《新诗歌》，多次举办诗歌朗通会、讨论会和纪念屈原、马雅可夫斯基的群众集会，帮助和指导业余诗歌作者，开展群众性的诗歌活动。1942年因会员参加整风运动而停止活动。

1927年以后又有冯乃超、彭康、李初梨、朱镜我、李一氓、李铁声、阳翰笙、王学文、沈起予、许幸之等。1926年4月于上海设立出版部，并在北京、广州等地设立分部，经营出版事项。曾在上海先后出版《创造季刊》、《创造周报》、《创造日》、《创造月刊》、《洪水》半月刊、《文化批判》月刊，以及其他小型期刊，编印《创造社丛书》多种。该社最初以“本着内心的要求，从事于文艺的活动”为亲旨，强调表现自我，尊重主观，讲求文学的“全”与“美”，曾受到“艺术至上”思潮的影响。在创作上以郭沫若的诗歌和郁达夫的小说为代表，形成了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。曾就文学创作、文艺批评和翻译等问题与文学研究会进行争论，并共同批判了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。1925年后文学思想逐渐转变，稍后开始提倡革命文学。1928年，与鲁迅、茅盾等就此发生论争。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问题，但表现出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，对鲁迅作了错误的批评。1929年2月7日，因遭国民党查封而停止活动。

以原中国诗歌会部分成员为主体而组成。1937年11月在武昌创刊《时调》，由穆木天、蒋锡金主编。该社致力于诗歌大众化和朗诵诗运动的倡导，主张诗歌工作者为抗日教亡服务，诗歌“要尽量地抒发我们抗战的感情”。他们为此做过许多努力，在抗战初期很有影响。

高长虹、向培良等曾于1924年11月至1925年3月在北京出版《狂鼠周刊》共17期，“用大胆无畏的态度，发表强的文艺”，从事“狂飚运动”。《狂飘周刊》停刊后，即参加鲁迅组织的莽原社。1926年8月鲁迅离北京赴厦门不久，莽原社内部发生冲突，高长虹等遂在上海另组狂飚社，同时复活《狂飚周刊》，提出“为科学和艺术而作战”的口号。1927年月《狂飘周刊》停刊，高长虹于1928年在上海设立狂出版社和狂演剧部，出版《狂飚出版部》、《狂飚小剧场》等不定期刊物，从事“小剧场运动”。狂飚社还编印过《狂飘丛书》多种。该社主要从事散文、诗歌和小说创作，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反抗。但其骨干成员高长虹等受尼采思想和文风的影响，表现了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。1929年夏秋之交，因社员星散而解体。

社名取“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”之意，成员多为六旬以上的延安民间诗人墨客和中国共产党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龄领导人。他们以旧体诗铭志抒怀，相互酬唱，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，歌颂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，在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曾两次辟专版刊登该社成员的诗作。

得名于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本《沉钟》。该社在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上与浅草社基本一致，对罗曼·罗兰、霍夫曼、霍普特曼、王尔德、尼采、爱伦·坡等表现过较大的兴趣。严酯的社会现实与成员本身对生活和文学的诚实态度，使他们的作品朴实而带悲凉色调。曾陆续出版《沉钟》周刊10期、《沉钟》半目刊34期，以及爱伦・坡、霍夫曼特号各一期。1927起编印《沉钟社丛书》7种。1934年2月《沉钟》半月停刊，这个被鲁迅称为“中国的最坚韧，最诚实，挣扎得最久的团体”终于解散。

因《现代》杂志面得名，相继提倡的还有《水星》、《新诗》等刊物。他们继承和发展象征派的诗歌主张，提倡写作“纯然的现代的诗”，即“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，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”（施蛰存《又关于<本刊中>的诗》）。作品大多不讲究诗形的整齐和韵脚，而以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表现情绪的节奏,追求诗歌的散文美；注重繁复的意象和奇特观念的联络，形成朦胧而晦涩的诗风。诗作多表现诗人瞬间的情绪和遐想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该派诗人各有不同程度的变化。40年代初，冯至的《十四行集》，影响很大；1947年前后，以《中国新诗》、《诗创造》为主要阵地，以袁可嘉、穆旦、唐湜、唐祈、郑敏、陈敬容、杭约赫、杜运燮、辛笛等为主要成员，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。作品意象深层蕴藏着对现实的关注，诗风虽各具特色，但颇相近。

以《新青年》杂志、文学研究会的《诗》月刊等为主要阵地。代表作品除以上八人诗歌合集《雪朝》外，还有朱自清的《降迹》（诗文集）、王统照的《童心》、周作人的《过去的生命》、俞平伯的《冬夜》《西还》、《忆》、徐玉诺的《将来之花园》、胡适的《尝试集》、赵景深的《荷花》、徐雉的《雉的心》、陆志苇的《渡河》等。该派诗人多为新青年社和文学研究会成员，强调“为人生”的艺术，注重写实。作品多通过对现实生括的具体描绘，抒写诗人的生活感受，语言朴素，风格平实，采用自由体形式。

该社以培植“荒土里的浅草”的“农人”自任，致力于小说和诗歌创作，而不主张文学上各种主义的相互批评。曾受“为艺术而艺术”思潮的影响，其作品注重对黑暗的反抗和表现自我，具有浪漫主义倾向。1923年3月创刊《浅草季刊》，同年秋出版《文艺句刊》（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）。1925年，主要成员陆续从上海到北京，另组沉钟社，该社无形解散。

以1922年1月创刊的《学衡》杂志而得名。他们大都曾留学英美，以”学贯中西”相标榜，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杂糅起来，用以反对“五四”新文化和新文学。五四运动前夕胡先骕就曾发表《中国文学改良论》，《学衡》创刊后，发表梅光迪《评提新文化者》、《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》，吴宓《论新文化运动》等文，与新文化运动对立，鼓吹文言胜于白话，反对语文合一。有人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说“马克斯之社会主义，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”，在中国是“无的放矢，其学说全失意义”。他们的复古主义言论遭到新文化阵营的一致批判。该刊出世不久，鲁迅即在《估<学衡>》中称他们是一批“假古董”。邓中夏1924年1月在《中国青年》发表《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》，号召进步思想界联合起来，向“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”，“分头迎击，一致进攻”。

他们先后在昆明、重庆创办《战国策》杂志和《大公报》副刊《战国》，标“非红非白，非左非右，民族至上，国家至上之主旨”，提倡所谓战国时代之“大政治”，即“唯实政治”与“尚力政治”（《战国策》第2期《本刊启事（代发刊词）》）。相继发表林同济的《战国时代的重演》、《寄语中国艺术人》，陈铨的《指环与正义》、《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》、《尼采的道德观念》，雷海宗的《历史的形态》等文，宣扬以“唯意志论”和“历史形态学”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和文艺观。其代表作品有陈铨的剧本《野玫瑰》、《蓝蝴蝶》、《金指环》等。进步文化界在《新华日报》、《野草》和廷安《解放日报》等报刊上，对该派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批判。

先后以徐志摩主持的《展报・诗携》、《新月》月刊和《诗刊》为主要阵地。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主张为其理论指导。主要代表作品有闻一多的《死水》、徐志摩的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猛虎集》，以及陈梦家选编的《新月诗选》等诗集。该派主张根据诗的精神创造相适合的格式，以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。追求诗歌的“音乐的美（音节）”、“绘画的美（词藻）”和“建筑的美（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）”。诗作注重文字的锤炼，形式整饬，音调和谐，尝被戏称为“豆腐干块”诗。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及作品还有朱湘及其《夏天》、《草莽集）、《石门集》，于赓虞及其《晨曦之前》、《魔鬼的舞路》、《落花梦》，刘梦苇及其《青春之花》、《孤鸿》，陈梦家及其《梦家诗集》，以及饶孟侃、朱大柟、蹇先艾、杨子惠等人。这一流派对于诗歌格式的强调，对于克服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倾向具有积极意义，但过于拘泥格式又妨碍感情的自由抒发，徐志摩、陈梦家后期都程度不同地感到了格律诗的这种局限。

同年4月24日创刊《莽原》周刊，鲁迅任编辑。该刊以“率性而言，凭心立论，忠于现世，望彼将来”为宗旨，揭载杂文、散文和小说，而尤以鲁迅的杂文为代表。1926年1月10日起，《葬原》改为半月刊；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，由韦素园接编。不久，高长虹、向培良等以韦素园压下向培良、高歌的稿件为由，与之发生冲突，并退出莽原杜。1927年12月《葬原》停刊，该社解散。

该社主要从事街头诗、传单诗的创作和宣传，曾于1939年3月创刊油印刊物《诗战线》，共出20多期，还先后刻印发行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《呐喊》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《严寒通红的鼻子》，艾青的《向太阳》、《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》和田间的《亲爱的土地等》。1942年因物质困难，《诗战线》停刊。1943年夏季以后，因社员离散而停止活动。

以创造社诗人为中坚，尤以郭沫若为代表，其《女神》为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。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和作品还有：创造社成仿吾及其《流浪》集中的诗，冯乃超及其《红纱灯》，王独清及其圣《圣母像前》、《死前》、《威尼市》，穆木天及其《旅心》，以及非创造社的蒋光赤等。这一流派的特点是，强调诗人的主观感受，注重表现自我。其作品多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和大胆的想象来抒发感情，气势奔放激越，较为直露，多采用自由体形式。从20年代中期开始，不少革命作家把浪漫主义看作唯心的、没落阶级的创作方法予以否定。到1934年秋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，这一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。但是，浪漫主义也只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补充，在某些诗人的作品里得到体现，而不是作为一个流派存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