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园鸟新诗

形成于抗战初期，因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杂志而得名。这派诗人有胡风、艾青、田间、邹获帆、鲁藜、绿原、冀汸、彭燕郊、孙钿、牛汉、天蓝、杜谷、亦门、朱健、罗洛、化铁等。其中有原已成名的诗人，而多数则是《七月》扶植的青年诗人。其活动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。1937至1941年间，以《七月》为主要阵地。1945年以后，作品多在《希望》、《泥土》、《呼吸》等刊物上发表。主要创作收在胡风陆续编辑出版的《七月诗丛》（已出两辑18种）和《七月文丛》中。这一流派的诗人都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要求政治民主、民族复兴的愿望，关注现实斗争。诗作取材于较为广阔的现实生活，诗歌形象大多与祖国，尤其与北方的山川土地，母亲，农民和土兵相联系。抒情诗多具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带有鲜明的追求与思索的感情特色。诗作取自由体形式，不注重音节和文字的雕饰，追求奔放的气势和鲜明的感情节奏，从而形成了质朴、粗犷而富有激情的诗风，对于推动中国自由体新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成员多为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生，主要有徐明、劳森、缪海稜（雷波）、西野、辛萍、李维新、魏元章、赵从容、安观生、王令篪、庄涛、汪洋、朱力生等。该社因毛泽东高度评价“山地”建立的根据地，“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”（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）而取名，意在以诗歌为抗日战争服务。曾印制传单诗，举行文艺报告会，开展群众性的诗歌活动。约于1938年10月创办油印刊物《山脉诗歌》。

先后出版《太阳月刊》、《拓荒者》、《新流月刊》、《海风周报》等期刊，及《太阳社丛书》五种。该社致力于革命文学的提倡与创作。1928年和创造社一起就革命文学问题同鲁迅展开论争。创作基本上以工农和斗争生活为题材，但多存在着公式化、概念化的毛病。1930年在中共党组织的助下，改变了对鲁迅的态度，联合创造社成员与鲁迅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之后，该社自行解散。

有的社员还组织了太行诗歌小组，在晋东南各地开展诗歌宜传和创作活动。总社所在地则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，并用传单诗和街头诗作广泛的抗日宣传。同年7月7日创刊油印会刊《太行诗歌》。因物质条件困难，该刊仅出两期。

会员最多时达百人左右。总会设于北京（1924年迁南京），在南京、成都和法国巴黎设有分会。成立大会确定宗旨为“本科学的精神，为社会的活动，以创造少年中国”。曾出版《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）、《少年中国学会丛书》和《少年中国》月刊（北京总会编辑）、《少年世界》月刊（南京分会编辑）、《星期日》周刊（成都分会编辑）等期刊以及“周年纪念册”、“会员通讯录”、“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”等。会务活动除编印上述出版物外，多次召开各类会议，举行讲演和学术讨论。会员成份复杂，有共产主义者、国家主义者、无政府主义者、改良主义者，多数为专门从事科学、教育、文学工作的知识分子。该会在新文化运动初期，较广泛地团结了各类知识分子，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、新文学传播的工作，后由于会员思想分歧日趋明显和尖锐，于1925年停止活动。

先后在北平、广州、青岛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。广州分会负责人和会员有温流、陈残云、黄宁婴、林林等，北平分会有王亚平、袁勃、曼晴等。该会“以推进新诗歌运动，致力中国民族解放，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”，在“左联”“理论纲领”的指导下，针对“新月派”、“现代派”诗歌的倾向，指出“要捉住现实”，提倡“大众歌调”，坚持现实主义方向，探素诗歌大众化途径的主张。1933年2月出版会刊《新诗歌旬刊》（后改为半月刊、月刊），至次年12月停刊。各分会亦在当地办有会刊或编报纸副刊，如广州、北平分会各有《新诗歌》，青岛分会有《诗歌季刊》。当”国防诗歌”作为“国防文学”的一部分提信后，该社同人投入了“国防诗歌”的创作，并出版了《国防诗歌丛书》。

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讲演，称之为“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”，并提出“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，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”为该会的任务。出席成立大会并讲演的还有博古、林伯渠、凯丰等。大会选出丁玲、成仿吾、李一氓等16人为干事，丁玲被推为主任。11月30机关刊物《红中副刊》（不定期）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创刊，后又改出油印周刊《苏区文艺》。协会成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，在发展解放区文艺，团结全国文艺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，都作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。抗战爆发后，新的形势对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提出新的要求，同时更多的文化人进入陕北，1937年11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（最初称特区）文化界救亡协会，原中国文艺协会的活动即告结東。以上两个团体在边区通常都简称“文协”。

出席成立大会的有穆木天、柳倩、任钧、寒衣、王统照、艾青、关露、林林、石灵等20余人，选举穆木天、许幸之、柳倩、任钧、艾青、关露、王统照等7人为理事，林庚白、林林、冼星海、高寒等4人为候补理事。该会以推进新诗歌运动，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，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，开展抗日救亡诗歌运动。

1936年6月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，选举茅盾、夏丐尊、傅东华、洪深、叶圣陶、郑振铎、徐懋庸、王统照、沈起予等9人为理事，郑伯奇、何家槐、欧阳予倩、沙汀、白薇等5人为候补理事，并发表宣官，提出“以联络友谊，商讨学术，争取生活保障，推进新文艺运动，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为宗旨”。该会以《文学》、《光明》、《文学界》等刊物为主要阵地，提倡“国防文学”，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努力创作抗日教亡的文艺作品。从1936年6月开始，该会与赞成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的作家进行了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。同年10月论争结東，该会解散。

原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“文协"),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4日召开的理监事联席会上，一致决议改为此称（简称仍为“文协”）。1946年由重庆移至上海，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统一组织。该会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确定的“基本原则”是“为人民大众服务，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”。在宜传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，介绍解放区新文艺，号召和引导国统区作家进行革命文艺创作等方面，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。1949年7月，作为发起团体之一，参与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（第一次文代会）。

首届理事为老舍、郭沫若、茅盾、丁玲、邵力子、冯玉样、田汉等45人。周恩来、于佑任为名理事。周扬、吴奚如、孔罗荪等15人为候补理事。又推胡风、郁达夫、王平陵、楼适夷、姚蓬子、老向、华林、老舍、穆木天、冯乃超、沙雁、胡绍轩、盛成、胡秋原、吴组缃等15人组成常务理事会。下设总务、组织、研究、出版四部。老含任总务部主任，主持日常工作。其余各部主任分别由王平陵、郁达夫、姚蓬子担任。1938年5月4日创办会刊《抗战文艺》，还出版了多种通俗读物。成都、桂林、昆明、香港、襄阳、延安、晋东南、贵阳、曲江等数十处先后成立分会或通讯处。1938年8月总会迁往重庆。整个抗战期间，团结大批作家，在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圣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；坚持民主，反对独裁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抗战胜利后，于1945年10月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。

原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，1938年9月11日成立于延安。丁玲、林山、田间、成仿吾、任白戈、沙汀、周扬、柯仲平、雪苇、刘白羽以及各文艺团体代表为执行委员。1939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《文艺战线》月刊。1939年5月14日在延安召开全体大会，为与全国“文协”取得密切联系，决定改为此称(简称“文抗”)，并选出成仿吾、周扬、萧三、丁玲、艾思奇、柯仲平、沙可夫、严文井、赵毅敏、陈学昭、张振亚等为理事。1940年4月创办会刊《大众文艺》(前身为《文艺突击》）。还在许多工厂、机关、学校、部队组织文艺小组，多次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深入前线和敌后，在广泛开展群众文艺运动，提高文艺创作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，更广泛地组织会员深入生括。由于会员纷纷下乡，1943年5月以后，原蓝家坪会址停止办公，设通讯处于边区“文协”。

发行风车同人杂志。引进超现实主义，主张现代诗的抒情方式超越时空，意象如梦似幻，语言有现代感。代表作品有水荫萍的《热带鱼）、《燃烧的面颊》，李张瑞的《肉体丧失》，林修二的《寒夜》等，内容多咏叹自然风光，表现个人苦闷，较少触及殖民统治的现实。但在艺术上对台湾的文学有一定的影响。

先后经正式登记的会员有170余人。该会“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，整理中国旧文学，创造新文学为宗旨”，反对“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”，认为文艺“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”,主张“为人生”的文学，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。主要出版物有革新的《小说月报》、上海《文学旬刊》（后改为《文学》周刊、《文学周刊》）、北京《文学旬刊》、《诗》月刊，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、《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》、《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》、《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》、《文学周报丛书》、《小说月报丛刊》等。除京、沪两地外，广州、宁波、郑州等地设有分会，各分会亦有会刊。1925年前后，由于成员的分化离散，作为团体的活动逐渐停止。1932年，因承印《小说月报》的商务印书馆受于“一二八”战火，刊物停刊，该会无形解散。它是我国成立最早的新文学团体，拥有众多的作家、学者，在文学创作、理论批评、外国文学译介、中国古典文学、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，对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以译介、出版外国文学，特别是苏联文学为主，先后出版《未名丛刊》、《未名新集》等翻译、创作丛书数十种，印行《莽原》半月刊48期、《未名》半月刊24期。社务初由鲁迅主持，1926年8月以后由韦素园接特。1928年3月26日，遭北京警察厅查封，李霁野等三人被捕，同年10月启封。1931年因经济亏空和社员离散而停止活动。该社以其踏实的工作和谨严的作风，被鲁迅称为“是一个实地劳作，不尚叫嚣的小团体”。

简称“北方左联”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。盟员初为几十人，后逐渐增加，其中多为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辅仁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中国大学等高等学校及部分中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，亦有知名作家和学者。在天津、保定、唐山、太原等地设有分盟。与“左联”及“左联”东京分盟建立了联系。先后出版了《文学前哨》、《北方文艺》、《文学导报》、《文学季刊》、《文学杂志》、《文艺月报》、《科学新闻》、《新大众》、《辟地剧刊》、《文化新闻》、《冰流》等刊物，与著名学者吴承仕合编了综合性刊物《文史》月刊。在文学主张、工作项目和活动方式上以“左联”为榜样，为推进北方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，扩大革命文学的影响，培养青年革命文艺工作者，做了大量工作。1936年5月，为适应抗日教亡的新形势，维“左联”解散后，亦自行解散。

以1925年在北京复刊的《甲寅周刊》而得名。代表人物是当时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。《（甲寅》复刊后重登章士钊1923年发表过的《评新文化运动》，又发表他的《评新文学运动》，反对白话文，推崇文言，攻击新文化运动。刊物还鼓吹“读经教国”，主张恢复科举制，极力维护封建统治“国本”所系的旧道德、旧文化。因此这家封面印有黄斑老虎标志的杂志，当时被人称为新文化的“拦路虎”。在五卅运动、女师大学潮、“三一八”惨案等事件中，该刊说群众的爱国行动是受“野心家”利用，支持军阀政府的镇压。这些言论，受到新文化界的批驳。郁达夫、成仿吾先后发表《咒<甲寅>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》、《读章氏<评新文学运动>》。此外撰文的还有胡适、钱玄同、唐钺、周作人、徐志摩等多人。而对其抨击最有力的是鲁迅，有《答KS君》、《十四年的“读经"》、《古书与自话》、《再来一次》等文章。

郭秋生为干事长。协会章程确定它是“关心于台湾文艺井能够为台湾文艺进展上努力的有志者”的组织，“以自由主义为会的存在精神”。发行协会同人杂志《先发部队》。该会是在台湾本土正式成立的第一个文艺社团，对推动台新文学的发展和全岛作家的联合，起了积极作用。

发行《台湾新文学》杂志。该社与台湾文艺联盟存在和活动时间相近，宗旨也大致相同，但它更重视把握台湾现实的写实主义。在1936年8月台湾文艺联盟停止活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中，该社单独担负起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使命。

指在新诗创作中注意从民歌吸取营养，采用民歌的调式和表现手法的诗人及其作品。这一流派没有相对稳定的诗人队伍和集中发表作品的刊物，主要活跃于“五四”前后和40年代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刘半农及其《瓦釜集》和《扬鞭集》里的部分作品，刘大白及其《卖布谣》等，为其“五四”时代的代表。30年代，中国诗歌会在诗歌主张上提倡“大众的歌调”，但在创作实践上并无显著的成绩。40年代，民歌体诗为较多的诗人所采用，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成为新诗的主流。其著名的诗人和作品有李季及其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阮章竞及其《漳河水》等。这一流派的诗作，大多字句整齐，讲究押韵，语言朴素清新，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。